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于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工作。这次发掘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发现了西阴村一批仰韶文化遗物，后来被命名为西阴文化；二是出土的半个蚕茧，现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保存。
一
西阴村遗址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米，面积30万平方米，包含有西阴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以西阴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1954年陕西西安半坡遗址、1956年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发现仰韶文化里还可以分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1962年杨建芳先生提出仰韶文化“西阴村类型”用以取代庙底沟类型，“西阴村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多，纹饰繁缛，主要母体为圆点、涡纹、弧线及弧形三角等。通常单独使用黑彩，红彩极罕见，而且不单独施彩，只是作为黑彩的陪衬。素陶中，双唇明显的小口尖底瓶，曲腹的盆钵、内带横耳的敛口盂、敛口小平底大陶瓮及釜灶等甚为流行，而鼎则极为罕见。安（志敏）先生所说的庙底沟类型，当即指西阴村类型，当考虑到庙底沟仰韶文化实际包含了西阴村类型和三里桥类型的遗存，不若西阴村类型单纯；其次，西阴村遗址的发现远较庙底沟为早，故本文采用西阴村类型一词”。
1993年张忠培先生依据考古学的惯例将其命名为西阴文化。西阴文化是仰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其定性、定位方面没有统一的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西阴文化是由枣园文化在6000年前演进成功的，它一经生成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展到遍及长城与黄河间的京广铁路之西直至甘肃南部，而其传播又远大于此，北逾长城之外，西至青海湟中，南过长江，东及海滨；其二，如果判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准是器物群基本组合变异程度，作为尖底瓶、钵、盆、夹砂罐、瓮、釜、灶和圆点、勾叶纹彩陶纹样是西阴文化的基本组合，仰韶文化晚期的诸文化如西王村上层文化、西王村Ⅲ期文化无非是这一组合的变化和发展，并未超出其所规定的范畴，所以西阴文化的结束就是仰韶文化的终点。
那半个蚕茧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1．36厘米、茧幅1．04厘米。李济在这次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遗存》中说：“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蚕茧。用显微镜考察，这蚕茧已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极乎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了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家蚕，然而也没有找出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刘崇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他谈到蚕茧的出土情况，“这蚕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下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当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有找到第二个”。李济还注意到，“据本地的传说，这一带的丝织业是很古的。现在夏县城中还有好些绸子工场。但是这种工作代表着一种畸形的组合，最为研究人文学的所应注意。现在夏县丝织业的工人都是从河南来的，生丝也是一大半从河南买来，因为本地产的不够用；更令人诧异的是，织成的绸子都运到陕西、甘肃去卖。所以夏县丝织业的存在，一不是因为地方上的工人的灵巧，二不是因为生丝出得多，三不是因为本地的需要多。按经济的原理，这确是一个不可解释的现象。但是按着人文学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的遗留（Survival in Culture）’看待。大概是很早的时候，早到什么时候那就难讲了，因为某种缘故，夏县的丝织业很发达。名声老了，所以在那产生这种工业的缘故研究消灭后，它仍旧继续存在下去。这件事也许与我们所找的蚕壳无关，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可见李济在西阴村的时候就极其重视这件事情，并做了一些调查研究。
二
回到清华学校即现在的清华大学后不久，李济还请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字静安）看过蚕茧：“助教王庸端了一个盒子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们都伸长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同时提到加拿大明义士的话，他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片可以刻的……”1928年李济将这件蚕茧带到美国时，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博物学家们也鉴定为家蚕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后来李济在1977年的《安阳》英文本，以及1981年出版的《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等论著中，都提到过。
除此以外，日本学者藤井守一认为与蚕茧同时出现的纺轮，说明可能是用来把断丝纺成纱的，茧壳被割成半截，原因或许就在此。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从大小、形状上判断为与现在桑树上的被称为桑蝗的野蚕属于同一品种，他还证明了黄土层中长久保存蚕茧和用石刀平直切割蚕茧的可能性。197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没有看到日本学者的研究，怀疑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平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而1981年美籍华人何炳棣在《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1983年章楷写的《蚕业史话》、1999年张树栋等著的《中华印刷通史》、2004年华梅撰写的《古代服饰》、2007年彭林编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十五讲》等著作中都对蚕茧予以肯定。
其实1960年山西芮城西王村出土一件仰韶时代晚期的“蛹形陶饰”就是蚕蛹，“圆杆形而两端略细，饰横划纹，状略似虫蛹。可能是一件装饰品。长1.8厘米，径0.8厘米。”但这件陶蚕蛹比西阴村“蚕蛹”晚。2019年冬，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联合对夏县师村遗址进行的发掘中，在属于仰韶时代早期的“东庄类型文化遗存”的灰坑里发现了一件“石雕蚕蛹”，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发现的东庄类型石雕蚕蛹显示，距今6000年以前，黄河中游的先民们已经了解、喜爱并崇尚桑蚕。暗示着，早在仰韶早期东庄类型的先民们很可能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此发现，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件石雕蚕蛹，“形态逼真，造型精美，工艺娴熟，引人瞩目，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该石雕蚕蛹长2.4厘米，宽0.9厘米，经地矿学鉴定系采用鲕状灰岩雕刻而成，石雕整体呈黄褐色带有天然黑褐色斑点。石雕通体刻有螺旋状的横向弦纹，使用简洁的刻划纹勾勒出蚕蛹的头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家桑蚕蛹，但较小”。而“东庄类型文化遗存”位于芮城县，是1960年发掘的，比西阴村“蚕蛹”早。
三
山西万泉（万荣）学者卫聚贤，1928年从“传说”“遗俗”“发现”研究考古学现象，大胆提出独特的看法：
《唐风》“集于苞桑”，注家“苞桑”解作“丛桑”，现在山西安邑与万泉交界处堰头路旁条桑很多，这种条桑俗叫“桑铺陇”即是“苞桑”。又《魏风》“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山西南部在古宜桑可知……山西高平市有一种特别的蚕，名“桃色三眼蚕”，生长较易，适宜于古代天然生存。茧丝淡红色，时久当变为暗红色，其色泽与李济先生所发现的正同。桃色三眼蚕茧小而硬，李济先生所发现的蚕茧，轮廓甚小，其形正同。普通蚕茧每四百七八十个为一斤，桃色三眼蚕平均三百七八十个为一斤，质坚而硬，故能于一丈以下的土层中，因日光直射不到，存在至今。是以断定李济先生所发现的蚕茧为“桃色三眼蚕”一种。
卫聚贤以周代《诗经·魏风·十亩之间》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之句，生动地记述了山西西南部的年轻妇女，在桑林里欢欢喜喜采桑的情景，西阴村的蚕茧无可置疑。
而黄帝的妃子嫘祖在《史记·五帝本纪》仅有“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可见她在汉代还没有成为教民养蚕的“蚕神”，直到北宋刘恕《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南宋罗泌著《路史》则称：“伏羲化蚕，西陵氏之女嫘祖帝为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嫘祖教民养蚕的传说才开始流行。既然黄帝与蚩尤为了争夺“潞盐”战于山西西南部，他的妃子嫘祖与西阴村蚕茧之间的距离，在所有号称“嫘祖故里”的全国各地，时间与地点都是最近的。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五帝时代的下限应是龙山时代，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黄帝”在时间上正好跟西阴村的西阴文化有段“同时期”，这种“巧合”是多么难得啊！
